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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著名画家范扬:我们正在向高峰迈进

更新时间:2021-04-22 文章来源:集雅斋 文章作者:集雅斋 点击次数:645

近日,“名门精典——范扬及其博士、博士后作品展”在北京开幕,展出范扬及其8位学生的最新力作60余件,呈现了艺术家们近年来在山水、人物、花鸟画各个方面深入探索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从1984年创作的大幅主题性作品《支前》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铜奖开始,几十年来,范扬先生在艺术上激情勃发、笔耕不辍,以开阔的思想观念不断探索,以高产的积累和鲜明的个性成为当代中国画艺术开拓创新的一位重要代表。在北京西三环的中国国家画院范扬工作室,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范扬,1955年1月生于香港,祖籍江苏南通。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博士后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特聘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书画院院长,金陵美术馆馆长,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2010年被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家科学艺术院聘为院士;2013年被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艺术院聘为院士;2014年在法国圣爱美隆市接受鲁拉德骑士授勋册封;2019年被国际奥委会授予“顾拜旦奖”。

《农民工》180cm×260cm 纸本设色 2012年

       诗文世家的滋养

问:首先祝贺您和学生们的“名门精典”展览成功举办,我们注意到您举办展览的初衷,是正如郑板桥主张的“师其章不在迹象间”“十分学七要抛三,各自灵苗要初探”,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学生一定不能照搬照抄老师?

范扬:“各自灵苗要初探”的理念我很认同。你看我的8个学生里只有一两个像我的绘画风格,其他的都是从我这里面慢慢生发出来的。他们付出十分的学习功夫,但是把所学的东西抛弃三分,就像选择好苗留下来一样,这种功夫自己要探索研究。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老师起的作用就是一个拐杖、一个助力学步车。同时,我不怎么喜欢那种小巧腾挪式的学习,或者是走一个偏门的路数。就像学书法,我会先练习颜真卿、王羲之,随后也就慢慢学会自己生发开来,这是我关于教育教学的一个基本理念。

问:1972年您在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已任美工,学画、学民间工艺、学刺绣,您在此之前是否已经系统接受过美术专业的学习?出身诗文世家对您的艺术生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范扬:我是1972年去的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在那里工作了6年,1978年2月离开。在那个时代,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是非常好的学习绘画的地方,庞熏琹、吴冠中、黄永玉、袁运生、袁运甫、韩美林、高冠华、范曾等等,都来工艺美术研究所给我们上课。这个学习环境是现在无法比拟的。

我家确实是一个诗文世家,如果说产生了什么影响,那便是我从小就和身边的二三十个小孩一起学画,邻居和家里的老人都说这个方向将来肯定有更好的发展。于是我就专心致志地一直坚持下来,最后成了那群孩子里画得最好的。我认为这里面有着我们家族的精神导向,我也有这样的传承意识,正所谓“渊源所在、根脉所系”吧。

问:您在学习素描时曾回忆范曾先生讲徐悲鸿的“三要三不要”,“狮子扑象”的故事,范曾先生从哪些方面影响到您的绘画创作观念?

范扬:范曾先生是我的亲叔叔。在我刚学画、开始画素描的时候,他并没有具体教我,而是给我讲了一些基本的理念,徐悲鸿的“三要三不要”就是之一,也即“宁方毋圆,宁脏毋净,宁过毋不及”。

他还用过一个精彩的比喻,来解释他对绘画的理解,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学画要像狮子扑象一样,扑上去的时候要全身心地投入,要把骨髓里的劲都用到爪子里面去,才能抓住这个象。这个象,是形象,也是心象。特别有意思的是,范曾先生对我要求很高。我年轻时取得成绩难免沾沾自喜,他则对我说,“你的水平在家族里只能算‘打的起步价’。”就算我在全国美展获得铜奖的作品《支前》,他也只觉得“还可以”。更早一点的时候,他回家探亲,看到我贪玩不学习,就对我说:不行,范家的人是不能这样的。便引导我学习画画。范曾先生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他说:“你要搞科学研究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但是你画画,只要有一支笔一张纸,你就是和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有了同样的条件。”可以这样说,是范曾先生领我进了画画的门。

《丝绸之路·赶车的人》248cm×480cm 纸本设色 2014年

传统笔墨关照当代生活

问:上世纪80年代,在您20多岁的时候就以作品《支前》获得全国美展铜奖而闻名画坛,当时是怎么的一个创作背景?

范扬: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我老师对我说,你去全国美展上给我们摸个“牌子”回来,我就真当回事了。当时,大家比较注重主题性创作,我就想画一幅以军民鱼水情为主题的作品。为此,我曾参观徐州的淮海战役纪念馆和汉画像馆,也逛了当地两个大的农村集贸市场,苏北农村淳朴的风土人情深深吸引了我,这些因素促成了我以淮海战役中的民工支前为主题,创作这样一幅作品。

在构图上,我从《清明上河图》中受到启发,讲究“担夫争道、左右揖让”的章法,同时追求现代感,从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波洛克的艺术中寻找律动与灵感。我认为,现代的构图样式和传统的形式美感,精良的制作和朴实的画风,是决定《支前》成功的关键要素。许多年后的今天来看,《支前》依然是一幅立得住的作品。

问:有评论说:“在您的作品中,两分董其昌,三分黄宾虹,两分梵高,一分徐悲鸿,剩下的便是范扬自己的潇洒自在。”您是如何学习这些大家的艺术特色,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上的?

范扬:我在上世纪90年代画过一幅《农民和耕牛》,陈丹青看了以后说你这幅画有民国味,那么这个民国味指的就是这“一分徐悲鸿”。徐悲鸿先生在南京任教很多年,我多多少少受到过他的影响。很早就有人说我和黄宾虹先生的风格很像,但我几乎不临摹他的画。我后来总结了一下,我的作品画得比较满、比较重。黄宾虹说自己“学北宋,有天头地脚,少作一角半边”,我也是,或许是整体审美倾向比较接近的缘故。我与黄宾虹又不完全一样,黄宾虹用的是点,我用的是短线,学的是董其昌。画出来之后,有人说有点像梵高。梵高用的是短线,回旋往复,变化很多,也蛮有意思。何家英说:范扬的山水皴法叫“墩布条皴”,北方说“墩布”就是拖把,尽管他是在开玩笑,我却觉得很贴切,何家英的直觉好,说得不错。你看,这个墩布条又宽厚又湿重,又不失雄浑,还是很准确的。

问:一个艺术家是离不开地域因素影响的,您有一方印章“南北相通,两京行走”从南方到北方,画风有什么改变吗?不同的绘画风格对您绘画创作有什么转折性作用?

范扬:董其昌讲中国画分南北宗。南宗画确实艺术性强,比较优雅温润,但是北方画气象大。北方的画家,山都是竖着画的高山,高山大川、壮阔雄浑。南方的画家很有意思,董源也好、董其昌也好,都擅长画手卷,南方的山不高、多是丘陵,而且画的气息温润,这与南方的气候有关。南北画风差别古已有之,难有人真正做到南北贯通。当然,两者如果能结合好了,既有南方的生动韵致,又有北方大刀阔斧的淋漓痛快。早些年我决定从南方来到北方,现在看来是很正确的选择。

我曾专门刻过一方图章,即“南北相通,两京行走”,我觉得用在我身上很合适。我是南通人,而北京有个北通州,南北相通也;我前时在南京,现时在北京,两京行走是也。所以,“南北相通,两京行走”既是虚指又是实指。实指是从地理位置上,我从南京到了北京。虚指也就是我的审美趋向变了,我想打通南北,进而使我的绘画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问:我们如何理解您所说的“画画对我来说,不是事业是生活”?当下,传统笔墨如何关照现实生活?

范扬:我每天不是写字就是画画,我随时都能够进入到创作状态,画画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我天生就是一个画家。安格尔说“我可以用线条编织出整个世界”,我说我也可以。从长江大河到一草一木、甚至到一只小小的螳螂,我能用中国画的笔墨编织出整个世界。

我是个当代的画家,关注家事国事天下事,我给我的绘画作品起了一个名目《如是我闻·范扬世事绘》,记录历史事件,我希望用笔墨来表现纷繁的世界,在表现的过程中体现我对世事的看法,表达我对当代中国画的理解。丰子恺先生画婴戏图,也写古诗意画,既有古意又有赤子之心,这就是丰子恺先生了不起的地方。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融媒体的时代,所有的信息资源来源于网络上的图片文字和视频等,因此,从题材内容到方法上,我们都跟前人有所不同。有人说现在出不了古代那样的大师了,为什么没有?古人有古人的学问,现代有现代的优势。我坐过飞机,去过埃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学习过他们的艺术,但这些古人都没有看过。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知识结构,所以不能妄自菲薄、厚古薄今。我们是从古人中走出来的,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高原和高峰,我们在高原上,我们正在向高峰迈进。

《烟雨中画灌县—都江堰南桥及玉垒山塔》45cm×73cm 纸本设色 2019年

讲好中国故事

问:2017年5月16日,您应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邀请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这也是奥林匹克博物馆自1993年投入运营以来首次给中国艺术家举办个人画展。请您简单介绍下展览情况。

范扬:2017年,我应国际奥委会和巴赫主席的邀请,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举办了我的个人画展“力与美——范扬体育美术作品展览”。后来,巴赫先生亲自来北京给我颁发顾拜旦奖章,我很高兴。我从近年来所创作的近百幅体育画作中选定了22幅参展作品参展,当时我同巴赫先生一起前往国际奥委会考察画展的地址,最后选在了奥林匹克博物馆里最为显眼的中圆厅。

我们现在要“讲好中国故事”,在哪儿讲?怎么讲?我认为应该是在比较高端的平台上去讲中国的文化,而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就是文化和体育相融合的最高平台。画展开幕的时候巴赫先生亲自剪彩,我们身后只有两面旗帜,一面是五星红旗,一面是奥林匹克旗,站在这里讲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

问:您多次携学生举办展览,在学生的眼里您是一个有情感、有激情、有童趣的艺术家,“桃李满天下”。在美术教育方面,您还有哪些心得?

范扬:我当时所在的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是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发祥地。对于当今中国美术和中国美术教育来说的话,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皆为重镇。我在2005年被调到了北京的中国画研究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画院。画院有很多培训班、高研班。我主张当今美术教育的教学模式应该介于师徒制和学院制之间。学院制有它的科学性、规范性,但也有缺陷,会出现模块化、程式化现象,就像个砖头胚的模块配置一样。我曾见过我的一个侄女,她是某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学校带领去写生,他们就一起坐在一个田埂上排排队去画。如果这样都是从同一角度去看,今后中国的建筑也就是一个模样了。所以学院教育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弊病。师徒制有它的优点,可以弥补缺陷。但是怎么样结合得更好,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