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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胄:画家要有自己的生活基地

更新时间:2019-12-11 文章来源:集雅斋 文章作者:集雅斋 点击次数:1582

毛泽东主席曾评价“黄胄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青年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作为新中国美术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画家,黄胄的作品关注生活,真诚描绘人民的形象,特别是为边疆少数民族留下了壮美的生活画卷。他的少数民族人物与动物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艺术魅力。

黄胄的画从不拘泥一个题材,他曾说过:“中国好的地方太多了,只要思想踏实,哪儿都不错。戈壁有戈壁的情调,西双版纳有它的味道,江南有江南的特色。画家要有自己的生活基地。”

大自然是黄胄永远读不完的书,他的速写,在中国画坛乃至世界画坛都久负盛名,他的画极注重造型,线条粗犷、遒劲、气势磅礴,笔墨淋漓尽致。

他所画的人物大有狂放原野的情怀和鲜活的个性,一扫传统中国人物画的旧风。最具风情的是那些边疆少女,西方绘画的色彩块面与东方柔美流畅的线条相交融,使他的绘画充满了灵性和神秘的遐思。




黄胄(1925.3—1997.4.23)中国画艺术大师,社会活动家,收藏家。原名梁淦堂,字映斋,艺名黄胄。1925年3月生于河北蠡县,后迁居西安。他早年曾从赵望云、韩乐然学画。1942年任蠡县中学美术教员。1946年任陕西省西安雍华图书杂志社主编。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部队美术工作,任西北军区政治部文化创作员,美术组组长。1955年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员。1959年,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美术公司顾问。1981年任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

黄胄1925年出生于河北省岩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原名梁淦堂,父亲梁建勋先是乡村先生,后参加旧军队,喜爱书画艺术。黄胄受其影响,自幼喜爱画画,但在当时家境贫寒,社会动乱,无法得到名师指点,也未能进过专门的艺术院校接受正规的美术教育,主要靠自己刻苦勤奋。

恰好,黄胄的祖父当时是戏班会头,而戏班就在外院,所以黄胄那时常画“戏子人”,用的是速写的方式,所画的人物婀娜多姿,形神兼具。
黄胄从童稚时就显示出艺术天分。他上学时常在书本上涂画;写大仿常是中途辍笔,画起戏中人,能分清并画出戏中人物脸谱,也画家畜,给父亲写信也要画上几个小人。

一次,村中一位老者头戴草帽骑一辆自行车从他家门口经过,他立刻用土块在墙上画出一个头戴草帽骑自行车的老头。祖父看后让他再画一个,他很快在地上又画了一幅同样造型的画来。

在一次戏剧会上,当时颇为著名的画家赵望云先生看到了在戏台一旁画画的黄胄,欣喜非常,遂破当时不收徒的规定,将黄胄收于门下。后来,赵望云对友人说:“我从来未见过像黄胄这样勤奋、有天赋的孩子。他的画已很有根底,速写尤其生动,艺术潜力很大,将来一定有出息。所以我破例收他为徒了。”

此后,黄胄跟从赵望云学习传统绘画,为追求绘画之道,他未天明便起身作画,一直到半夜。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他晚年,其徒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常常立于先生右旁,每每磨墨一小时,他这一画,从早上开始画一个上午(中午对客人说,我在沙发上座睡八分钟。待到他醒时,大家一看钟,准八分钟,大家不禁相视一愣);接下来,一直到晚上无停顿地作画,一张又一张。

有几笔大墨块的,有差不多完成的,有成品,满地满墙都是画。晚饭后,又画到第二天凌晨一、二点,睡眠只三四个小时。醒时遇到一有思路,又一画到天明,接下来一个上午又画。难怪李可染知其一月用去24刀宣纸而赞叹不已。”

黄胄的成功,与他的勤奋密不可分。1947年,赵望云派黄胄到兰州机场去接中国敦煌艺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油画家常书鸿。黄胄当时带着一个速写本“那个速写本我见过,是他自己做的,一边有一个轴,可以卷动”边等边画。

常书鸿见到他时,说能不能给我看看你画的东西,黄胄就一段一段卷出来给他看。卷了一丈多才腼腆地说,没了,就这么一点。常书鸿说画了这么多你还觉得不够?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你以后一定是一个大画家。

这种孜孜不倦学习精神一直伴随终生,到了晚年他也是一有时间就画画,而且基本上是看到什么画什么。他用速写记录和反映生活,同时又为创作收集素材。

大量的生活体验和素描纪录,使得黄胄对人物造型有着自如的掌控能力。在福建时,黄胄曾带着学生张道兴等外出写生,走到一棵榕树下歇脚,大家都觉得一棵榕树,一口水井实在算不上什么入画的题材,但黄胄却先起勾勒出一棵大榕树,接着又渐次将刚才在树下经过的行人挑水的、下棋的一一添补其中,巧妙组合,精心挥洒,一件“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佳作便诞生了。

黄胄画驴,与徐悲鸿先生画马,齐白石老人画虾,比之为我国近代画坛“三绝 ”。黄胄的驴画上,可看出他在艺术上用功之深,用心之苦。早年画驴是因为驴是新疆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离不开的工具,黄胄喜欢驴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多次在自己的画跋中为驴鸣不平,说驴“虽不及牛马高贵,却能经风雨耐霜雪,忍辱负重辛劳终生,憨绝痴绝”。

艺术的生命在于生活,对生活认识不深,是搞不好创作的。光是关在屋子里练技巧,不到生活中去,那是不行的。”随后他百次、千次、万次地观察驴的动态。当他对驴渐渐熟悉了时,出现在他眼中的驴,便各有千秋;就是同一头驴,不同时候又有不同的神情。驴的情态无穷,对驴的认识便永无终止。

他观察驴有几十年历史,还是感到不熟悉。“如果胸中没有驴的千姿百态,你就不可能有活生生的造型。出现在画面上的只是生活海洋中的一滴,而这一滴却是靠生活的丰富积累。”为了获得这个千姿百态,经历了多少个寒暑,费了多少心血。

为了画驴,黄胄不仅费尽心血,还受尽迫害。文革时期“四人帮”曾在他的驴画上大做文章:驴头偏左,说是“仇视左派”;偏右,说是“留恋右倾路线”;回头看,说是想“翻天复辟”。驴甚至为他招来了“驴贩子”的罪名。

但好的艺术作品是不会为大家所摒弃的。1978年黄胄画的《百驴图》被时任国家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裕仁天皇,黄胄也获得了艺术的最高荣誉。

“我们的文学家、画家是在我们的土地上出生成长的,几千年来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始终贯穿着我们的一切,那就是民族的精神和传统。我的艺术就是在这个信念的基础上发展的。”

——黄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