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藤泼墨山水间，谪仙何故下人间。仕途无意自戎马，踉跄白鬓照悲歌。

变卖千卷藏书后，徐渭走上了陌路。

徐渭是一个性格多疑、爱憎分明的人，他晚年撰写的《畸谱》中列有“纪恩”一栏，只列出嫡母苗氏、张天复、张元汴、胡宗宪四人。［1］徐渭出生百日之时，父亲即去世，嫡母苗氏视徐渭如己出，关爱有加，使徐渭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和少年。张天复是徐渭的同学，交情深厚。徐渭因杀妻入狱后，张天复和儿子张元汴分别在绍兴和北京疏通各种关系，营救徐渭，使徐渭免于死罪并获释。从中可知，徐渭与胡宗宪的交情非同一般，胡宗宪对徐渭的生命历程影响巨大。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正月，明世宗改巡抚浙江都御史阮鹗于福建，其浙江巡抚事宜由总督胡宗宪兼理。胡宗宪请徐渭起草了《代胡总督谢新命督抚表》，对明世宗的委任表示感谢。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徐渭与胡宗宪交往的最早的文献依据。至于徐渭是通过什么途径开始与胡宗宪交往的，一时已难以找到确切的依据。但是，有两个因素却是不容忽视的。一是胡宗宪的同僚和幕僚中有不少人是徐渭的朋友，徐渭与他们多有来往，如会稽典史吴成器、胡宗宪的幕客王寅。二是徐渭在绍兴一带文名颇盛，而胡宗宪的总督府恰好驻扎在绍兴，正在忙于处理诱降王直和围攻舟山等事宜，与朝廷大臣函札往来极为频繁，需要一位文字表达能力强且表述得体的人来草拟各种函札。三月，胡宗宪又召徐渭到总督府。徐渭代笔写下了《代祭阵亡吏士文》。十一月，胡宗宪成功诱擒了海寇集团首领王直，得到了明世宗的奖励。胡宗宪召来徐渭写谢表，徐渭写下了《代擒王直等降敕奖励谢表》。徐渭的《畸谱》记载这年：“季冬，赴胡幕作四六启京贵人，作罢便辞归。”［2］直到此时，徐渭虽然为胡宗宪代笔了三次，但并没有留在总督府，而是选择离开。恐怕胡宗宪与徐渭都处在试探阶段，胡宗宪需要试探徐渭写这类文章的才华，而徐渭需要确认胡宗宪的诚意。徐渭后来在《自为墓志铭》中说：“一旦，为少保胡公罗致幕府，典文章，数赴而数辞，投笔出门。使折简以招，卧不起，人争愚而危之，而己深以为安。其后公愈折节，等布衣，留者盖两期，赠金以数百计，食鱼而居庐，人争荣而安之，而己深以为危。”［3］表明了入幕府前后的心理状态。

徐渭正式成为胡宗宪的幕僚，是在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正月初三。［4］促使他下决心入幕，原因恐怕有下述几方面。其一，徐渭关心国家大事，并且站在抗倭战争的前列，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功名心。进入总督府，无疑增加了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其二，徐渭尽管个性孤傲，不愿与达官显贵打交道，但胡宗宪“性喜宾客”［5］，为人豪爽，不拘细礼，因而当徐渭提出“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非时辄得出入”［6］，胡宗宪都爽快地答应了。从中也可见胡宗宪对徐渭的重视。其三，胡宗宪的幕府中罗致了不少名流，像茅坤、王寅、沈明臣、田汝成等都是当时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徐渭与其中的一些人关系密切，而胡宗宪待这些人都相当不错。其四，徐渭当时生活穷困，而胡宗宪为人大方，挥金如土，入幕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徐渭的生计问题。

徐渭入幕之时，胡宗宪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危机。王直被捕的消息被泄露后，停泊在舟山岑港的王直义子王滶大筑栅栏，坚固防御工事。胡宗宪赶往宁波，指挥围歼岑港的战斗，却没有取得成效。到了三月，明世宗颁下圣旨，严词责令胡宗宪。四月，胡宗宪在舟山捕获一只雌性白鹿，便让徐渭写了《代初进白牝鹿表》。将白鹿和表文献上后，迷信道教的明世宗大喜，相信这是上天的恩赐，郑重其事地祭告祖庙，接受朝廷百官祝贺，赏给胡宗宪大量银币。

明世宗不仅喜爱祥瑞，而且“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臣录为一册”［7］。徐渭的《代初进白牝鹿表》得到明世宗的喜爱，自在情理之中。此文短小简要，迎合了皇帝的心理期待，如“必有明圣之君，躬修玄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后斯祥可及而致。恭惟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真，不言而时以行，无为而民自化，德迈羲皇之上，龄齐天地之长”。文笔流畅精美，既点明皇帝的“明圣”，又道出皇帝长生不老的愿望。胡宗宪接到明世宗的赏赐后，又叫徐渭写了《代初进白鹿赐宝钞彩缎谢表》，对明世宗歌颂了一番：“传闻嘉瑞，预降仙禽，益占万寿之无疆，毕致四灵而未已。”［8］与此同时，在江北的抗倭斗争中，明军不仅有效地保卫了明世宗的祖宗陵寝不受侵扰，而且多次歼灭进犯的倭寇。明世宗嘉奖江北平倭事宜，赏赐总督胡宗宪大量银币。胡宗宪感恩戴德，又让徐渭草拟了《代江北事平赐金币谢表》。在此谢表中，胡宗宪不仅对明世宗感恩戴德，而且还表决心说：“臣敢不锐志澄清，委身报答。奉宣威德，夷方期献币以来廷；结内贤豪，帐下益悬金而募士。”［9］从此，徐渭得到胡宗宪的真正器重。

胡宗宪围攻舟山岑港，相持数月无功。到了七月，明世宗颁下圣旨，诏夺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等职，限令胡宗宪一个月内攻下。恰巧在闰七月，胡宗宪在安徽泾县白齐山捕获一只雄性白鹿，又让徐渭草拟《代再进白鹿表》，一并呈献给明世宗。此文称颂明世宗：“德函三极，道摄万灵”［10］，明世宗又大喜，再次祭告祖庙和玄极宝殿，百官上表称贺。胡宗宪因为忠敬，而升俸一级，又一次化险为夷。胡宗宪又叫徐渭起草《代再进白鹿赐一品俸谢表》，感谢恩宠：“臣敢不扪腹思恩，举头仰秣。粟令尽石，既惭千里之才；箸以临餐，惟致万年之祝。”［11］

屯聚舟山岑港的王滶等三千余名倭寇海盗，在得知明朝放回王直已不可能的情况下，纵火烧毁巢穴，泛舟转往定海县海中的柯梅岭，不久侵入福建境内，并在福建的浯屿扎营。于是，福建倭患骤然加剧。南京御史李瑚以私诱王直启衅为名，上疏弹劾胡宗宪“岑港养寇，温、台失事，掩败饰功”［12］之罪。与此同时，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南京给事中刘尧诲也上疏弹劾胡宗宪纵寇，请求追夺功赏。明世宗肯定了胡宗宪诱擒王直的功绩，诏令他仍旧担任总督之职。不久，负责调查勘察的罗嘉宾和庞尚鹏，在递交调查报告时又对胡宗宪进行了严厉的弹劾。但由于明世宗的保护，胡宗宪依然平安无事。胡宗宪为了表示对明世宗的感恩戴德，让徐渭先后草拟了《代被论蒙温旨谢表》《代被论乞免得温旨谢表》《代被论得温旨谢表》三道表文。徐渭在第一道表文中写道：“历举明主之待远臣，鲜有见其如此，即使慈父之怜爱子，更复何以加之。”［13］在第二道表文中写道：“顾臣何人，冒兹殊宠，天地覆载，父母保全，用方此恩，殆无以过。”［14］在第三道表文中写道：“咸谓好生有若乾坤，未必加培于再覆之物，知子莫如父母，不能无疑于三至之言。”［15］

胡宗宪几次被弹劾而能平安无事，这与朝中大臣的袒护也不无关系。在整个过程中，胡宗宪先后三次让徐渭写了《又启三首》共九封函札，分别致辅臣严嵩、徐阶、李本。徐渭在给严嵩的第一通启中写道：“且凡人有疾痛痒痾，必求免于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起于颠挤，父母欲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无可并名，名且不能，报何为计。”［1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八《徐文长集》在引上述文字后按语云：“虽身居幕府，指纵惟人，然使申谢朝廷，更作何语？”［17］对徐渭的献媚之词进行了指摘。如前所引，徐渭将明世宗比作乾坤、天地、父母，尚在情理之中，那么将严嵩的作用视为高于天地、父母，则纯为谀词。又如严嵩八十岁生日时，徐渭在《代贺严公生日启》中写道：“知我比于生我，益征古语之非虚；感恩图以报恩，其奈昊天之罔极。”［18］严嵩八十一岁生日，徐渭又写了《代贺严阁老生日启》称颂严嵩：“施泽久而国脉延，积德深而天心悦。三朝耆旧，一代伟人。屹矣山凝，癯然鹤立。”［19］竭尽吹捧之能事。

徐渭后来在整理这一时期代笔之作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幕抄小序》中说：“予从少保胡公典文章，凡五载，记文可百篇，今存者半耳。其他非病于大谀，则必大不工者也。噫！存者亦谀且不工矣，然有说存焉，余不能病公，人亦或不能病余也，此在智者默而得之耳……韩昌黎为宰相作《贺白龟表》，亦涉谀，其《谏迎佛骨》则直，人不能病余，其以此也夫！”［20］他在《抄小集自序》中说：“昌黎为时宰作《贺白龟表》，词近谄附，及《谏佛骨》则直，处地然耳，人其可以概视哉？”［21］两篇序言都以唐代韩愈的代作与自作为例子，说明代笔之作有不得已之处，替自己的行为作辩解。徐渭又在《抄代集小序》中说：“渭于文不幸若马耕耳，而处于不显不隐之间，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22］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作为一个幕客，徐渭在捉刀献文时自有苦衷，难以道明。

02

胡宗宪自平定江浙倭寇后，重兵在握。而遭到接二连三的弹劾后，他更加注重与朝廷的关系。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正月起，徐渭一直在替胡宗宪起草往来书函。三月，礼部尚书吴鹏加太子太保，徐渭为胡宗宪作《代贺冢宰吴公加太子太保启》，表示祝贺。同月，兵部侍郎江东擢升户部尚书，胡宗宪让徐渭写了《贺兵侍江公擢户书启》。八月，浙江有个叫邵祥的人入山采药，发现一只白龟蹲蛰灵芝根部。他马上将白龟和灵芝送到总督府，胡宗宪立刻让徐渭起草《代进白龟灵芝表》，派人送往京城，呈献给明世宗。龙颜大喜，举行盛大的献瑞告庙仪式，并赐给胡宗宪银五十两、金鹤衣一袭。胡宗宪接到赏赐后，又让徐渭草拟了《代谢钦赏表》。

徐阶自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成为大学士，成了严嵩的副手。他们二人历来不和，彼此排挤，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胡宗宪极力投靠严嵩，也深知严嵩与徐阶的矛盾极深，但在徐阶入阁考满九年时，仍然让徐渭写《代贺徐阁老考满启》。文中称颂徐阶：“遇知于主独深，施泽于民自久。荐承帝赉，可卜天心。”［23］胡宗宪作为政治家，其心机并非寻常百姓所能理解，既奉承严嵩，又迎合徐阶，两全其美的心态昭然若揭。而徐渭的代笔之作禀承其意，充满阿谀之词。

胡宗宪对徐渭的文才十分满意，为了使徐渭安心于幕僚工作，他在杭州为徐渭聘定张氏为继室。徐渭对此事非常感激，写了《谢督府胡公启》一文。徐渭说：“渭失欢帷幕，动逾十年，俯托丝萝，历辞三姓。过持己见，遂骇众闻，诋之者谓矫激而近名，高之者疑隐忍以有待。明公宠以书记，念及室家，为之遣币而通媒，遂使得妇而养母。”［24］文中所说的“历辞三姓”是指杭女胡氏、王氏和归安严氏。徐渭叙述了婚姻失败的原因在于“过持己见”，也就是说要求过高。胡宗宪是豪爽之人，不仅为徐渭聘张氏，而且聘金也是由他支付的。徐渭完全是坐享其成。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九月，杭州镇海楼毁于火灾。当时正处于抗倭关键时刻，急于建功的胡宗宪认为建楼有助于平倭，可以表明他平倭的决心和信心，于是亲自领衔集资动工，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建成。而这一年正好是胡宗宪平倭战绩辉煌的一年，胡宗宪认为应该作记勒石，就叫徐渭替他写一篇《镇海楼记》。徐渭在文中记叙了镇海楼名称的变迁、重建的经过以及胡宗宪重修的心迹。《镇海楼记》一文非常符合胡宗宪的心意。作为奖赏，胡宗宪送给徐渭二百二十两银子，给徐渭建造房子用。徐渭开始觉得数目太多，不敢接收，推辞再三才收下。徐渭回到绍兴，又变卖家中文物，也凑了二百二十两银子。他用这些银子在绍兴城南东买地十亩，经营房屋。为了表示对胡宗宪的感恩，他将房屋取名“酬字堂”，并写了一篇《酬字堂记》。

到了夏天，徐渭因病离开了胡宗宪幕府。当时，胡宗宪幕府文书工作十分繁忙，缺不得徐渭操笔。因而，徐渭回到绍兴的第三天，胡宗宪便派人持信请徐渭回幕府。得到徐渭的回信后，胡宗宪对徐渭的病情放心不下，没过几天又派人去探视，希望他能早日回到幕府，并带了他的亲笔信、俸金、考卷、诗序。从胡宗宪所赠之物可以看出，胡宗宪确实关心徐渭的生活，尤其是托带去考卷，恐怕有让徐渭温习考试之意。徐渭先后给胡宗宪写了三封回信，即《奉答少保公书》一至三［25］。这三封信提供了不少信息。首先，徐渭“夙有心疾”，在“内外交攻”的情况发作了。这种“心疾”是他后来发狂的病根。其次，徐渭病得不轻，“头作痛，尽一两日乃已”，“形壳如故，精神日离”。再次，徐渭在病中依然“草就谢疏”，“谨当如期呈稿”，并物色《镇海楼记》的刻碑人。

入秋之后，徐渭病情转好，急忙赶往杭州，一是继续服务于幕府，二是参加这年的秋试。胡宗宪怜惜徐渭的才华，想为徐渭谋得仕途出身。于是，各试官入谒胡府时，胡宗宪都关照说：“徐渭，异才也，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为报之。”［26］胡宗宪当时权重东南，他关照过的事自然不会有问题。但问题恰恰出在一个细节上。有一位试官入谒胡宗宪时来得较晚，而此人系贡士出身，胡宗宪看不起他，就忘了向他打招呼。考卷拆封之日，录取诸人中竟无徐渭之名，主试官急忙寻找试卷下落，结果在贡士出身的考官处找到，但原卷已被考官写满了批语，讥讽满纸，无法复议。这是徐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应试，竟以失败告终。

徐渭是一位爱憎分明、懂得感恩之人。在胡宗宪四十八岁生日之时，与其他人的寿礼不同，徐渭敬献的不是寿桃珠宝，而是一首百言长诗《上督府公生日诗》［27］。这是一份十分特殊的礼物。徐渭在诗序中说：“慕恋恩私，忻喜盛事，自不能已于言耳。”此诗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心潮澎湃，汪洋千里，一气呵成。首先，徐渭在诗中称颂了胡宗宪在抗倭过程中的功绩，如“初捧兵符分虎竹，再衔使命驭龙骧。森罗岛屿诸夷会，锁钥门庭一面当”，“管领华夷新士马，扫平吴越旧封疆”，“量兼沧海涵诸岛，身作长城障一方”，虽有拔高的成分，但基本符合史实。其次，徐渭叙说自身的经历，表达了对胡宗宪的感恩之情：“鲰生本住山阴里，浪迹疑乘海畔航。城下钓鱼怀漂母，堂前结客忆周郎，未逢黄石书谁授，不坠青云志自强。抱玉已怜非楚璞，吹竽那识动齐王，幸因文字蒙征檄，时佩管毫侍琐廊。綦履东西鱼共丽，戎衣左右雁俱翔，县知陈阮时游魏，岂乏邹枚并寓梁。博采燕昭期致骏，曲存宣父爱非羊，众人国士阶元别，知己蒙恩心所量。自分才难堪记室，人疑待已过中行，构成燕雀犹知贺，报取琼瑶未可偿。”徐渭列举韩信、周瑜、张良、和氏等人遇恩知恩的典故，说明他对胡宗宪的感激之情。入幕前，徐渭曾经有过犹疑，有些行为也表现得狂放，这些都是对胡宗宪的试探。入幕之后，胡宗宪确实很器重徐渭的才华，徐渭也便以身相报，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侠者之风。而这段自述便是其心迹的真实表露。

胡宗宪五十岁生日时，徐渭写了一篇《少保公五十寿篇》。在这篇寿文中，徐渭写道：“我少保令公，提一旅，起仓猝，取名酋数十辈于虎穴之中，还三吴若浙闽数千里地于将去之际，使自东以南，诸番夷胁息不敢西望，其勋业颇有类于汾阳。而公始自御史按浙，至于今受命加秩，以成茂功，又与晋公以御史中丞视师淮、蔡，其后加侍郎平章招讨，遂用以平定蔡人者宛相似。”［28］“汾阳”是指唐代汾阳王郭子仪，“晋公”是指晋国公裴度。他们两人都是平定藩镇之乱的功臣，因而分别获得上述封号。郭子仪出身于武将，裴度起家于文官。徐渭将胡宗宪与他们做比较，意在说明胡宗宪是文武兼备之才。

徐渭又在胡宗宪的继母张太夫人七十寿辰时写了一篇寿文《奉寿少保公母夫人序》，将胡宗宪平定倭寇之功等同于春秋时鲁僖公招抚江淮之民，并且称颂胡宗宪：“丈夫虎视而龙跃，其功烈垂千万年，其望震天下，其威之所及，远在扶桑日出之外，位之所致，兼上卿保傅之崇，其为天子之所知遇，则出尚方之所有，倚毗慰劳之言，日驰而月至。”［29］然而与徐渭的祝愿和期望正好相反，此时朝廷的政治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明世宗下诏，让严嵩退休。徐阶成为首辅，主持朝政，开始对严嵩党羽进行清查。在徐阶的授意下，南京给事中陆凤仪上疏弹劾胡宗宪欺横贪淫十大罪状。与胡宗宪前两次被劾的情况完全不同，此次弹劾奏疏很快被下到吏部，并责成巡按御史勘报。同时，明世宗也迅速作出反应，不仅罢免胡宗宪的一切职务，而且命令锦衣卫遣人将胡宗宪械系至京发问。十一月七日，从福建视师回到杭州不久的胡宗宪被押往北京。总督府被解散，徐渭回到了家乡。

03

徐渭不擅长经营家业，闲居的几个月时间里，就花尽了积蓄的财物。到了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底，生活已陷入贫穷。而在此时，远在北京的礼部尚书李春芳邀请徐渭入京掌文书。在此之前，徐渭曾代胡宗宪写过几封致李春芳的书函，但个人之间并无来往。李春芳对徐渭感兴趣，恐怕缘于徐渭为胡宗宪起草《进白鹿表》从而得到皇帝赏赐之事。而这又与李春芳的个人的经历有关。李春芳因善作青词，得到皇帝的重用，于嘉靖四十二年三月被擢为礼部尚书。所谓“青词”，原指道士上奏天庭或征召神将的符箓，由于是用朱笔书写在青藤纸上，所以称为“青词”。到了元代以后，青词演化成一种相对固定的文体，其内容主要是谢罪禳灾与祈求保佑平安。明世宗酷信道教，晚年更是抛开政务，一心沉溺其中，达到痴迷的程度。他任用大学士，甚至根据青词撰写的好坏而决定，史称李春芳、严讷、郭朴和袁炜为“青词宰相”［30］。李春芳邀请徐渭入京，主要是看中徐渭的文才，可以替他撰写青词。于是，他让自己的门客杭州人查某带了六十两聘银，催促徐渭北上。

与入胡宗宪幕时犹豫再三正好相反，徐渭对李春芳的聘用不仅没有任何推托，而且接受聘金后，很快就动身北上。李春芳的尚书府养有不少文人，徐渭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徐渭答应李春芳的聘请，是希望得到李春芳的重用。但是，现实情况完全出乎徐渭的料想，李春芳只是视徐渭为一般的门客。李春芳不看好徐渭也事出有因。李春芳聘用徐渭，目的是想让徐渭代作青词，而徐渭却不答应。朱邦宪在《与徐文长》中云：“往岁知足下在长安不肯为相门作玄文，仆闻而高之。”［31］即指不为李春芳撰青词之事。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说：“当是时，上方崇祷事，急青词，柄政者来聘，而文长知少保与有郄，不应。”［32］钱谦益《徐记室渭》也说：“当是时，上方崇祷事，急青词。当国者谓文长文能当上意，聘致之。文长知与少保有郄，弗应。”［33］柄政者、当国者均指李春芳。从上述记载可以了解到，徐渭不愿替李春芳撰写青词，主要在于徐渭认为李春芳把胡宗宪看成严嵩的党羽，要彻底摧毁，而徐渭视胡宗宪为大恩人，所以不答应李春芳的要求。

到了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二月，徐渭感到在李春芳的门下无法生存下去，就提出辞去聘用。在《奉尚书李公书》中，徐渭详细地解释了不能继续侍奉李春芳的五条理由，其中的一条是李春芳对待门客极其严厉，不仅安排大量的撰写文辞的任务，而且要求“收散文目”［34］，入住内府值班，集体聚餐。李春芳采取这些措施，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将门客视作仆人，无非是为他服务的工具。而徐渭以前在胡宗宪幕府中被视为上宾，可以自由出入，即使有紧要文件，也是由胡宗宪派人送去或取回的，人格上受到尊重。李春芳的做法，无人格平等可言，这是徐渭难以接受的。

徐渭的辞呈并没有得到李春芳的同意，但徐渭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便拂袖而去，回到家乡绍兴。正当徐渭准备这年秋试时，在北京的李春芳放出风声来，威胁徐渭马上到他的门下去。徐渭晚年在《畸谱》叙及此事时，用“声怖”一词。至于“声怖”的内容，没有具体说明。学术界一般认为，李春芳是以徐渭与胡宗宪案件有牵连来恫吓徐渭。因而，徐渭听到这一消息，便立刻带着银两北上。徐渭赶到北京，就将六十两聘银交给李春芳的门人查氏，查氏拒绝接收。徐渭又将聘银送还李春芳，李春芳也不接收。徐渭原本以为只要交还聘金，就可以解除聘约，而到此时，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说，李春芳在有意为难他。或者说，李春芳要以他的权势驯服这个孤傲的书生。这是权势与个性的较量。徐渭已无能力自行了结这起冲突。于是，他向翰林院修撰诸大绶求助。由诸大绶出面向李春芳说情，李春芳才同意解除聘约，这才算了结了这场麻烦。

再次回到绍兴的徐渭，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闷，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徐渭北上入李春芳幕，本有探寻出路之意，而两次北京之行和偿还李春芳的聘金，差不多耗掉徐渭的所有财产。其二，通过与李春芳的交往，徐渭感到权势的强大和个体的无能。到了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春末夏初，徐渭的心情极其郁抑，他打算以自杀的方式来了结生命。在自杀之前，徐渭撰写了《自为墓志铭》，对自己的生平作了概述，并对后事进行了安排。从这一点来看，徐渭是以必死的决心来做这件事的，而且，徐渭写这篇墓志铭时，头脑是极其清醒的。他在《自为墓志铭》中说：“人谓渭文士，且操洁，可无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洁而死者众矣，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35］这段话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是“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徐渭与胡宗宪关系密切，自胡宗宪被捕后，各种传闻都有，尤其是去年被李春芳恫吓，徐渭意识到与胡宗宪案件的牵连。与其被他人杀掉，不如自杀，这是徐渭性格刚烈之处。其二是“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徐渭在胡宗宪幕府的五年，是其一生中最富足和快乐的时期，他视胡宗宪为恩人。而胡宗宪被捕后，徐渭无能为力，帮不上忙，但他激于义愤，表示“一涉义所否”，“虽断头不可夺”。这是重义的表现。

徐渭在《海上生华氏序》中说：“予有激于时事，病瘈甚，若有鬼神凭之者。”［36］此文写于徐渭自杀被医治救活之后，此时对自杀原因的归纳恐怕是冷静的。这段话有两层含意，即“激于时事”与“病瘈甚”。“时事”大概是指胡宗宪被捕之事，抑或也指李春芳恫吓之事。徐渭认为，胡宗宪是对国家有功之人，不应该被下狱。而事实上，自从严嵩倒台后，以徐阶为首的内阁一直在清算严嵩的罪行和追查严嵩的余党。胡宗宪是严嵩的亲信，自然受到株连。徐渭又是胡宗宪得力的幕客，而且文名远扬，恐怕迟早也会被牵连。这大约是“激于时事”的含义。“病瘈”是指发狂，这与“激于时事”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徐渭由于“激于时事”，思想非常郁闷，最终导致发狂并自杀。徐渭晚年在《畸谱》中提到自杀的原因时，只有“病易”两个字。所谓“病易”，是指精神失常。

徐渭虽然被家人及时救起，但创口的脓血过几日就迸射出来，多的时候，一天流出一斗血水，“人作虮虱形，气断不属”［37］。一个姓华的工匠用海上药方，居然给徐渭止住了血。在整个医治过程中，徐渭又多次自杀，但后果均没有第一次那么严重。徐渭在病体治愈后，写过一首《感九诗》。其中写道：“亲交悲诀词，匠氏已斤木。九死辄九生，丝断复丝续。”［38］“匠氏已斤木”下原注：“时已成棺。”可见当时的病势十分严重。而从诗意来看，徐渭的多次自杀即“九死”是在病痛折磨下进行的，因而后果并不十分可怕。

胡宗宪被逮后，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二月押解到北京。反复无常的明世宗再次审阅陆凤仪的奏章时，觉得有些不对劲，就说：“宗宪非嵩党。朕拔用八九年，人无言者。自累献祥瑞，为群邪所疾。且初议获（王）直予五等封，今若加罪，后谁为我任事者。其释，令闲住。”［39］于是，嘉靖四十二年春天，胡宗宪回到老家安徽绩溪龙川村闲居。到了六月，巡按御史李邦珍奏请录叙嘉靖四十一年七月胡宗宪檄戚继光入闽御倭之功，兵部议覆：“诸臣赏宜从重。宗宪虽去任，仍当优录。”明世宗赏给胡宗宪银二十两、彩币二袭。［40］胡宗宪以为东山再起的时机已经来临。在当年八月万寿节之际，胡宗宪专门向明世宗献上“秘术十四”，使得龙颜大悦，“将复用矣”［41］。然而，任命终究没有下达。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曾经为胡宗宪出谋划策的罗龙文和严嵩之子严世蕃，因逃戍之罪而被诛。直隶巡按御史王汝正对罗龙文进行抄家时，发现了胡宗宪被弹劾时写给罗龙文以贿求严世蕃为内援的信件，信中有自拟圣旨一道。王汝正立即向明世宗疏奏此事。明世宗大怒，降旨锦衣卫立即将胡宗宪捉拿至京诘问，并革去胡宗宪次子胡松奇世袭锦衣卫千户之职。十月二十三日，胡宗宪被押到北京，投入监狱。胡宗宪似乎意识到再也没有东山再起之日，十一月初三日在狱中引刃自杀身亡。

徐渭得知胡宗宪自杀身亡的消息，是在年底病情基本治愈之后。徐渭认为胡宗宪之死是徐阶一手导演的。他写了三首《雪竹》题画诗。其中第二首写道：“万丈云间老桧萋，下藏鹰犬在塘西。快心猎尽梅林雀，野竹空空雪一枝。”［42］“云间”即松江府的别称，徐阶是松江人，此处影射徐阶。“桧”指秦桧。“塘西”影射南京给事中陆凤仪。陆凤仪籍贯浙江兰溪，在钱塘之西。“梅林”是胡宗宪的号。整首诗把徐阶比作陷害忠良的秦桧，他与陆凤仪联手，置胡宗宪于死地。胡宗宪便是徐渭心目中的忠臣岳飞了。在第三首中，徐渭对胡宗宪之死表达了心中的怨恨：“画成雪竹太萧骚，掩节埋清折好梢。独有一般差似我，积高千丈恨难消。”徐渭在诗文中始终没有放弃对徐阶的影射。几年后，徐渭写《十白赋》时，在序文中仍然指出“公死于华亭氏”，直言胡宗宪死于徐阶之手。不过，这篇序文还写道：“予被少保公檄，自获白鹿而令代表于朝始，其后踵此者凡十品，物聚于好，殆非虚语欤？时予各欲赋以讽公，未能也。”［43］对胡宗宪迎合明世宗呈献祥瑞的做法进行了反思。他在《祭少保公文》中说：“公之律己也则当思己之过，而人之免乱也则当思公之功，今而两不思也遂以罹于凶。”［44］对胡宗宪的遭遇进行了剖析，认为胡宗宪缺乏自我反省，而其他人则不应忘记胡宗宪的功绩，持论较为客观而冷静。

绩溪是胡宗宪的故乡，胡宗宪死后也安葬在那里。徐渭视胡宗宪为生命历程中的大恩人。胡宗宪死后不久，徐渭就因杀妻入狱，未能到胡宗宪的坟头拜祭过。徐渭给郦琥写了《寄郦绩溪仲玉，乃钱氏门人》一诗，其中写道：“司马功高旧主人，君真父母匪邦邻。坟头松槚今何似？匣里弓刀暗却尘。由来壮士悲罗雀，我亦因之感死。今来已是十余春，金钱银钱不一缗。我复何辞公不嗔，会须上冢拊愁云，一哭裂却石麒麟，下来与君谈苦辛。”［45］徐渭表示没有去谒祭的歉疚，并设想了祭拜时痛哭的情形。徐渭被无罪释放后，于明万历六年（1578）与休宁人汪廉商量祭拜胡宗宪的时间。在往返信函中，徐渭写了《寄答汪古矜》一诗：“少陵鸬鹚唤不来，汪家鸥鸟了无猜。非关野老能争席，自是菩提无镜台。范式鸡偿明岁约，羊昙泪是几年哀。会须一哭胡司马，共踏黄山顶上苔。”［46］诗中连用两个典故，表达了对胡宗宪的悼念。但是，当徐渭与沈明臣到了严州时，感到精神有异常，只好中途折回绍兴。临别前，徐渭写了两首诗赠送给沈明臣：“最宜才子着红衫，万里青天坐片帆。何似雪深将酒伴，看君题字万重岩。”“此去长江非浪游，两行别泪不胜秋。寄将三尺竹如意，为我严滩敲石头。”［47］诗题下原注：“沈往吊少保公，故有后绝。”赴绩溪拜祭胡宗宪，一直是徐渭的心愿。这次走到中途，因病无功而返，所以他在后一首绝句中，将拜祭的愿望寄托在沈明臣身上，只能请沈明臣来了却他未尽的心愿。

04

徐渭从入胡宗宪幕受到极度礼遇，到入李春芳幕遭到严重威胁，再到自杀，进而杀妻，乃至入狱七年之久，人生从顶峰跌落到低谷，这种大起大落的经历是决绝而痛苦的。俞宪在《盛明百家诗徐文学集序》中说：“不意竟以《白鹿》一表，心悸病狂，因之罹变系狱，惜哉！”［48］这是同时代人对徐渭人生遭遇的惋惜。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苦难的经历，使徐渭原来敏感多疑、不受拘束的性格变得更加强烈，从而形成疏狂放达、怪诞自任的个性，表现在艺术创作上往往奔放热烈、随心所欲，其作品在内容上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或发泄内心的愤懑不平，或对世事嬉笑怒骂；而作品在形式上则不拘一格和标新立异，笔墨纵横驰骋，狂放奇峭。因而，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创性，尤其是他喜欢在绘画作品上题诗或题辞，从而使诗、书、画融为一体，风格极其明显，如《雪竹图》《墨花图卷》《杂画卷》《墨花九段卷》［49］等都是其代表作。

徐渭书画作品风格的形成与其人生经历戚戚相关，但与他的艺术见解也密不可分。写成于明隆庆四年（1570）的《评字》集中反映了徐渭对古人书法的认识，有助于我们了解徐渭书法的渊源：“黄山谷书如剑戟，构密是其所长，潇散是其所短。苏长公书专以老朴胜，不似其人之潇洒，何耶？米南宫书一种出尘，人所难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黄之匀耳。蔡书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劲静而匀，乃其所长。孟虽媚，犹可言也。其似算子率俗书，不可言也。尝有评吾书者，以吾薄之，岂其然乎？倪瓒书从隶入，辄在锺元常《荐季直表》中夺舍投胎。古而媚，密而散，未可以近而忽之也。吾学索靖书，虽梗概亦不得。然人并以章草视之，不知章稍逸而近分，索则超而仿篆。分间布白，指实掌虚，以为入门。迨布匀而不必匀，笔态入净媚，天下无书矣。握入节乃大忌。雷大简云：‘闻江声而笔法进。’噫，此岂可与俗人道哉？江声之中，笔法何从来哉？”［50］徐渭对七位前人的书法作出了评价。其中，对宋代四大家即黄庭坚、苏轼、米芾、蔡襄书法的优劣长短进行了比较分析，并作出了论断。徐渭自己的书法深受宋人的影响，尤其是受米芾的影响更深。他对宋四家的论断如此深刻，正好说明他对宋四家情有独钟。徐渭还透露出，曾经临摹过西晋索靖的书法，但没有摸着门径。

明万历元年（1573），徐渭专心钻研了书法理论，尤其对《书法钩玄》和《字学新书》用功甚勤，他写成《玄抄类摘序》一文，集中表现了他的书法见解：“书法亡久矣，所传《书法钩玄》及《字学新书摘抄》，犹足系之也。然文多拙缺散乱，字多讹，读之茫然，欲假以系犹亡也，余故为分其类，去其不要者，而稍注其拙、正其讹，苦无考解者，则阙之矣。大约书始执笔，执则运，故次运笔。运则书，书有法也，例则法之条也，法则例之概也，故次书法例，又次书法。书法例书法，功之始也，书功则例与法之终也，故又次书功。功而不已，始臻其旨矣，故又次书致。书思，致之极也，故又次书思。书候，思之余也，故又次书候。而书丹法微矣，附焉。书至此可昧其原乎，故又次书原。书至此然后可以评人也，故又次书评。而孙氏《书谱》大约兼之，故终以谱。”又：“自执笔至书功，手也；自书致至书丹法，心也；书原，目也；书评，口也。心为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书旨，云有自蛇斗、若舞剑器、若担夫争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观雷大简云‘听江声而书法展进’，然后知向所云蛇斗等，非点画字形，乃是运笔，知此则孤蓬自振，惊沙坐飞，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可一以贯之而无疑矣。惟壁拆路，屋漏痕，折钗股，印印泥，锥画沙，乃是点画形象，然非妙于手运，亦无从臻此。以此知书心手尽之矣。”［51］徐渭将书法创作分为执笔、运笔、书法例、书法、书功、书致、书思、书候、书丹法、书原、书评等十一个过程。他认为，从执笔到书功是用手操作的部分，而从书致到书丹法要得益于心领神会，书原是用眼睛多看作品，书评是以言语评论作品。在这四者当中，“心为上，手次之，目口末矣”。只有得之于心，创作时才能随心所欲。如果加上用笔之法，则可以达到完全自由发挥的境界，从而创作出书法极品来。

在绘画创作上，徐渭主张“墨中游戏”和“墨淋漓”。他在《墨花图卷》上题诗：“墨中游戏老婆禅，长被参人打一拳。泲下胭支不解染，真无学画牡丹缘。”在《四时花卉图轴》上题诗：“老夫游戏墨淋漓，花草都将染四时。莫怪画图差两笔，近来天道够差池。”［52］“墨中游戏”是指绘画创作的内容，而“墨淋漓”是指绘画创作的形式。徐渭在《画百花卷与史甥，题曰潄老谑墨》又写道：“世间无事无三昧，老来戏谑涂花卉，藤长刺阔臂几枯，三合茅柴不成醉。葫芦依样不胜揩，能如造化绝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胡为乎，区区枝剪而叶裁？君莫猜，墨色淋漓两拨开。”［53］徐渭阐明任何事物都是有其特征的，绘画也是如此。绘画的最高境界不是依样画葫芦，而是“不求形似求生韵”，指出写意画的本质与特征。同时，徐渭在《醉后与道坚》中写道：“银钩虿尾凭人说，何曾得见前人法？王子独把一寸铁，鱼虫翎鬣才能活。有时掷刀向壁哦，鸹鸧引颈呼驾鹅。门前同学三十辈，何人敢捉诗天魔。”［54］这几句诗道出了徐渭绘画创作和诗歌创作的理念。在他看来，绘画创作是没有成法的，他自己的创作更是率性而为，所以他的作品可以“凭人说”，但很难从中找到“前人法”。创作的关键，主要在于要有灵感和冲动，因而他认为尽管有门人三十位，但很难说谁真正获取了诗歌创作的真谛。这种见解，在徐渭晚年绘画、书法、诗歌创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的作品不再像此前那样讲究章法、规范，而大都是率性而为之作，因此徐渭晚年的作品水准往往参差不齐，而这又与徐渭的艺术见解密切相关。

徐渭在创作过程中，往往寄托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这一点在其现存的绘画作品中多有体现。他在绘成黑牡丹后，写了两首题画诗，其一云：“五十八年贫贱身，何曾妄念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55］自古牡丹花以洛阳最为著名。同时，牡丹又是富贵之花，以红色为主，象征着荣华富贵。徐渭却结合自己的身世，将富贵与贫贱糅合在一起，将红牡丹绘成黑牡丹，形成强烈的对比，大有生不逢时的身世之感。徐渭创作完五幅葡萄画后，意犹未尽，一口气写了五首题画诗。其中第一首：“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第四首：“璞中美玉石般看，画里明珠煞欲穿。世事模糊多少在，付之一笑向青天。”［56］无论是“笔底明珠”，还是“璞中美玉”，都是徐渭的自喻。然而，即使像徐渭这样自视甚高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却被视作一文不值的石头。

徐渭生前对自己的创作有一个基本评价，认为：“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57］但到了清代，他的绘画被推至崇高的地位。陶元藻根据徐渭在清代产生的影响，对徐渭的艺术成就重新进行了评价：“余窃谓文长笔墨，当以画为第一，书次之，诗又次之，文居下。其书有纵笔太甚处，未免野狐禅，故易于伪作；至其画高超静远，虽慧心人猝难摹仿，是以一展卷而真赝了然，学步者无从躲闪。”［58］徐渭率性而为、不求形似求生韵的泼墨写意画，被认为开创了写意画的第一座高峰，徐渭也被认定为大写意画的开山鼻祖。文/江兴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