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是我国近代绘画史上杰出的画家，是近代中国花鸟画承前启后的巨匠。他的作品在受到西洋美术某些方面的影响的同时又吸收民间绘画的营养，使他的画风在保留传统之余，具备了现代感和群众性。

任伯年（1840一1896）是我国近代杰出画家，是海上画派中的佼佼者。他的杰出艺术成就受到世人瞩目。任顾初名润，字小楼，后字伯年，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父亲任声鹤是民间画像师，大伯任熊，二伯任薰，已是名声显赫的画家。少时受家庭的薰染，已能绘画。

任伯年的绘画发自于民间艺术，他重视继承传统，融汇诸家之长，吸收了西画的速写、设色诸法，形成自己丰姿多采、新颖生动的独特画风。任伯年的山水画创作不多，早年师法石涛，中年以后兼取明代沈周、丁云鹏、蓝瑛、并上追元代吴镇、王蒙，以纵肆、劲真的笔法见长。

与任熊、任熏、任预合称“海上四任”，又与蒲华、虚谷、吴昌硕合称“海上四大家'其人物画重视写生、勾勒、点族、泼墨交替互用，赋色鲜活明丽，形象生动活泼，且题材广泛。花鸟画更富有创造，富有巧趣，早年以工笔见长，后吸取恽寿平的没骨法，陈淳、徐渭、朱耷的写意法，笔墨趋於简逸放纵，设色明净淡雅，形成兼工带写、明快温馨的格调，这种画法，开辟了花鸟画的新天地，对近现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山水画构图布局变化多端，笔墨技巧能跳出传统窠臼，别具一格。书法参以画意，大小倾侧，整齐参差，一气呵成。开创一代画风，成为晚清画坛上振衰起弊、继往开来的重要代表。徐悲鸿称誉他为 “仇十洲后中国画家第一人。

探讨任伯年人物画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笔墨和造型上来看，任伯年的人物画是属于传统型的。从他师法的渊源不难看出：陈老莲的人物画风对他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在他早年创作的《松下问道图》（同治丁卯1867年创作）、扇面画《戏婴图》等作品中，无不体现着陈老莲古拙怪诞的人物造型特征。在故宫所藏任伯年所作《斗梅图》中，画家不但画法追溯陈老莲，并且落款为“临小莲"字样，旗帜鲜明地将自己归属于陈氏阵营。

由此可见任伯年人物画取法高古拙异，力矫明清以来文弱娇靡之弊的绘画意识。另外，在任伯年早年的人物肖像画中，不少面貌写实的技法，来自于19世纪前半叶著名肖像画家费晓楼，在任伯年早期的人物画中，也常见“小楼"别字署款，如浙江省博物馆馆藏之《梅花仕女图》（1866 年作）。由此可见任伯年曾一度醉心于费晓楼的仕女画。陈老莲、费晓楼对任伯年的绘画影响，在他中年，乃至晚年的人物画中也常有显现。

任伯年绘画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能从前人优秀的绘画传统中吸收造型的经验，更能大胆地借鉴西洋画的素描写实因素，将之融人中国画的传统笔墨之中，塑造人物形象，从而摆脱了明清人物画“千人一面”、“陈陈相因”的陋习。任伯年生活的时代，正逢上海开埠，西洋画涌入国门，强烈充斥着中国的传统绘画。对此，画坛亦作出了不同的回应，既有坚守“国粹”的保守派，也有迎合西洋的开放派。而海派绘画艺术正是在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和审美趣味的艺术相互吸收、融合之间，开创出了一种既有中国画的传统又富有时代性的绘画面貌。

海派画家在坚守传统笔墨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了许多西画的意识，例如对色彩的广泛运用、水彩画技法的借鉴吸收，等等。而任伯年正是看准了西洋画中人物写实性这一显著特征，积极地通过素描、速写的手段吸取造型的经验。史料有载：任伯年在与一位西画素描基础深厚的好友刘德的交往过程中，养成了画速写的习惯。

每每外出，必备一手折，常常写下有特征的人和景物。这一手段大大地提高了画家的造型写实能力，使得此前从古人肖像画入手的任伯年在创作中已掌握的默记的造型能力，与西画写生的方法相结合，中西画法相融贯，遂而画技大增、如虎添翼。今天，我们从不少任伯年存世的人物肖像画中，都可以看出西画素描对他绘画造型的补益。如他为吴昌硕所作的肖像画《酸寒尉像》、《蕉荫纳凉图》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画家对人体造型结构的认识理解，已突破了古人的笔墨传统，流露出素描写生的潜意识。

在浙博所藏一幅中年男子持竹杖肖像画作品中，作者在对象面部、手部的刻画中，渗入了极强的素描关系。如对面部骨骼结构的描绘，已不同于古人平面化的处理手法，而是借用了一些淡墨的皴擦、渲染，表现出结构的高低凹凸起伏。正是因为任伯年抱着积极和包容的艺术态度，接受并有选择地运用了西画中的造型技巧和手段，才使得他的人物画突破了明清束缚久矣的陈规旧路，开创了一条中国画传统与西画相结合的人物绘画发展的新路。这不仅成就了任伯年，使其一跃成为画坛瞩目的新星。

超凡和扎实的造型能力是任伯年人物画取胜的决定因素。而丰厚的笔墨功夫，也使得他的人物画胜人一筹。谈到任伯年的笔墨，就不能不提到他在花鸟画领域的非凡造诣。任伯年的花鸟画有着丰厚的笔墨传统。从早期师法陈老莲和宋人双钩设色花卉，师从任薰的小写意花鸟画，和一度醉心于新罗山人画的墨韵情致，到目睹八大山人作品的真迹，顿悟笔墨的天机。任伯年一生创作了相当数量的花鸟画精品，其中涉及翎毛、花卉、鞍马、走兽、草虫等，可谓无所不精，无所不通。

任伯年长于花鸟画，从浅层次来看，不仅使得他在人物画作品中的环境配景，可与其人物的超造型水准技巧相当；从深层次来看，花鸟画的笔墨造诣更直接地促进了人物的笔墨技巧。在日后兴起的浙派意笔人物画，也是因为将传统花鸟画的笔墨技巧与严谨的人物造型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现代人物画写生和创作的新路子。而早在半个世纪之前的任伯年，就成功地将这两种绘画元素结合在了一起，可见他的艺术探索，对后来中国人物画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和引导性的作用。

任伯年绘画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能从前人优秀的绘画传统中吸收造型的经验，更能大胆地借鉴西洋画的素描写实因素，将之融入中国画的传统笔墨之中，壅造人物形象，从而摆脱了明清人物画“千人一面"、“陈陈相因"的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