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说“山东博物馆”的匾额题字被人“恶搞”，并大加指摘、甚至讨伐。

我意，首先要弄清很多人为什么要对“山东博物馆”进行“恶搞”。郭沫若题写的“故宫博物院”匾额，有人“恶搞”吗？“中国银行”，有人“恶搞”吗？都没有。据我所知，中国匾额字成千上万，乃至几十万，被人“恶搞”的，恐怕只有一个“山东博物馆”。至于扬州大明寺“风流宛在”匾额，“流”字少一点，“在”字多一点，被人议为“风流少一点，实在多一点”，那是人们再创造，对人们有一定的警戒效用，也不叫“恶搞”。

一、“山东博物馆”几个字，是郭沫若为山东博物馆即兴题诗时，在落款中提到，用草书可能更便当。如果山东博物馆专门请郭沫若题写馆名，郭绝对不会用草书，也绝对不会那样率意地书写。你看郭沫若书写的“荣宝斋”“故宫博物院”等，都是十分认真的，决不用草书。

二、把郭沫若题诗落款中的率意之书作为本应十分严肃的博物馆之名，刻在建筑上，也是对郭的不尊重。有很多地方请名人题写建筑名匾额，如陈毅、周恩来等，他们都是对着已摆好的纸笔墨摆摆手，不写，但答应回去后写了寄来。求题者当时都很失望，以为是拒绝，结果回去后果然题写寄来了。原因就是回去认真题写，可能会写几遍，可能还会找找参考。据电视台播放，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写了七遍。周恩来题写纪念碑背面的内容，写了五十遍。毛泽东是中国第一大书法家，周恩来是中国第二大书法家，又有主席和总理的身份，尚且如此。如果把他们率意写的字题上去，他们的反映会怎样呢？毛泽东为傅抱石画的《江山如此多娇》题写画名，也写了很多遍，最后选几幅自己较满意的，嘱咐画家再帮着选一选，其认真如此。荣宝斋请齐白石书写“发扬民族传统”六个字，齐白石写了几天，不满意，绝不拿出去，而是请李可染帮他找一本《天发神谶碑》作为参考。他参考了其中的“发”字，又重写几遍，其他字也可能参考了，然后才交出去，就是现在我们在荣宝斋常见的那个“发扬民族传统”的刻字。设想如果把齐白石随意写的几个字刻出来，他不满意，他会怎样呢？也许他会大骂不休，也许他会拿起拐杖打人。总之，他会十分恼火，并强行命令撤下来。据安徽画家朱修立告诉我，李可染在黄山，有人请他写两个字，他从下午写到半夜，很不满意的，当时就烧掉，剩下的也摆满了房间的大厅。次日请朱修立来帮他选，标出一、二、三……等，标出一等的那幅书法，李可染和朱修立意见一致，就交给黄山管理处了，剩下的一大堆，朱修立要留一张作为收藏，李可染当即拒绝，说“不好的字不能留下，要对历史负责”。他亲自将那一批剩下的字烧掉了。大书法家于右任在台湾看到台湾建筑上有他的题字，只要他不满意，就马上告诉主人，“撤下来，我替你重写”，“免费”。郭沫若如果看到他随意写的“山东博物馆”几个字被刻在建筑上，他肯定十分不满意，肯定会叫人撤下来，他重写。

三、大型建筑物的匾额，一般宜用楷书（包括隶、魏碑体）或行书。这是因为楷、行，一般人易于辨识；草书中大部分，不经过专门研究和训练的人，是不大认识的。甚至不研究草书的书法家（只写篆、隶、楷、行者）也未必能辨识。“山东博物馆”草书之所以被人“恶搞”，也是这个原因。“故宫博物院”为什么没有人“恶搞”，就是因为它辨识清楚，无法“恶搞”。我曾问过几个书法家，为什么不写草书？回答都是，很多草书记不住、辨不清。草书夹杂行书，又是忌讳的，不合书法规定的。“记不住”“辨不清”，其实就是不认识。

笔者也曾写草书夹杂行书，很多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批评我，说：“草书就是草书，行书就是行书，草书夹杂行书是从来没有的，古人没有，今人也没有，这是十分错误的。”我听了批评后，暗自高兴，草、行在一起写，古今皆无，那我就是第一人。将来写书法史，应当记载：草书和行书在一篇中，创始人或第一人就是陈传席。我等了好久，也未见书法史记载我这个创举。后来发现，草、行同时写的人太多。连毛泽东写的信件、电报稿中都有。毛泽东是精通草书的，也喜欢写草书。但他给朋友、部下写信以及发电报稿时，一般易于辨认的草书，他便写草书，有些不易辨认的草书，他就用行书。为的是让人能辨识，不易误解。博物馆是面向大众的，必须让大众易于辨识，而且必须庄重、严肃、正规。

四、楷书和近于楷书的行书，比较严肃、正规、庄重。董其昌论述曰：“晋书尚韵，唐书尚法，宋书尚意。”唐书这里指的是唐朝的楷书。唐朝科举选官，要求必善书，而书是“楷法遒劲”，所以唐人善楷书。“尚法”的法，不是方法、笔法的法。我三十年前作过解释（后收入我的《悔晚斋臆语》和《陈传席文集》），这个“法”是严肃、庄重、正规的意思，这就和“韵”“意”对意了。释为方法、笔法也和“韵”“意”不对意。《荀子·劝学》有“《礼》《乐》法而不说”，这里的“法”就是严肃、正规、庄重、模范的意思。《荀子简释》释云：“《礼》《乐》有一定之声容而未尝说明其理，故曰‘法而不说’。”这里的“声容”乃指严肃、庄重、正规，不苟邪乱也；“韵”指人之神韵，“意”指人之意态，也正与此对意。故不可理解为方法、笔法。古人凡言法者，大多含有正规、严肃、模范、庄重之意。《易·系辞上》云：“制而用之谓之法。”《孔颖达疏》：“言圣人裁制其物而施用之，垂为模范。”亦有此意。佛教谓释迦牟尼为法王，儒家谓一切合乎礼法之言为法言，天子的车驾叫法驾，宗庙中乐器、车驾、卤簿等器物叫法物，等等。其中的“法”都有严肃、庄重之意，亦有权威之意。“唐书尚法”，即唐代楷书严肃、庄重、正规，但也不失艺术本色。而草书放逸、浪漫，基本上是纯粹的艺术品。当然就艺术的含量而言，草书也许是高于其他的。但作为博物馆之类的匾额，还是楷、行更宜。

五、山东是书法大省，历史上产生书圣王羲之、亚圣颜真卿等大家。《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曲阜孔庙中藏有那么多汉碑，为什么不能从王、颜或汉隶中选字作为匾额呢？一则显示山东历史上书法的根基，二则也更加庄严、正规，就艺术水平而言，估计也比郭沫若强得多。（助理插话：比郭强得太多，天渊之别。而且山东博物馆也显得更光荣——郭又不是专门为你题写的馆名？！用山东自己的大书家的字，不更光荣吗？）那样，还会有人“恶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