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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山东博物馆的匾额字——兼谈楷书、行书与草书的一些问题

更新时间:2020-09-04 文章来源:集雅斋 文章作者:集雅斋 点击次数:653

有很多人说“山东博物馆”的匾额题字被人“恶搞”,并大加指摘、甚至讨伐。

我意,首先要弄清很多人为什么要对“山东博物馆”进行“恶搞”。郭沫若题写的“故宫博物院”匾额,有人“恶搞”吗?“中国银行”,有人“恶搞”吗?都没有。据我所知,中国匾额字成千上万,乃至几十万,被人“恶搞”的,恐怕只有一个“山东博物馆”。至于扬州大明寺“风流宛在”匾额,“流”字少一点,“在”字多一点,被人议为“风流少一点,实在多一点”,那是人们再创造,对人们有一定的警戒效用,也不叫“恶搞”。

一、“山东博物馆”几个字,是郭沫若为山东博物馆即兴题诗时,在落款中提到,用草书可能更便当。如果山东博物馆专门请郭沫若题写馆名,郭绝对不会用草书,也绝对不会那样率意地书写。你看郭沫若书写的“荣宝斋”“故宫博物院”等,都是十分认真的,决不用草书。

二、把郭沫若题诗落款中的率意之书作为本应十分严肃的博物馆之名,刻在建筑上,也是对郭的不尊重。有很多地方请名人题写建筑名匾额,如陈毅、周恩来等,他们都是对着已摆好的纸笔墨摆摆手,不写,但答应回去后写了寄来。求题者当时都很失望,以为是拒绝,结果回去后果然题写寄来了。原因就是回去认真题写,可能会写几遍,可能还会找找参考。据电视台播放,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写了七遍。周恩来题写纪念碑背面的内容,写了五十遍。毛泽东是中国第一大书法家,周恩来是中国第二大书法家,又有主席和总理的身份,尚且如此。如果把他们率意写的字题上去,他们的反映会怎样呢?毛泽东为傅抱石画的《江山如此多娇》题写画名,也写了很多遍,最后选几幅自己较满意的,嘱咐画家再帮着选一选,其认真如此。荣宝斋请齐白石书写“发扬民族传统”六个字,齐白石写了几天,不满意,绝不拿出去,而是请李可染帮他找一本《天发神谶碑》作为参考。他参考了其中的“发”字,又重写几遍,其他字也可能参考了,然后才交出去,就是现在我们在荣宝斋常见的那个“发扬民族传统”的刻字。设想如果把齐白石随意写的几个字刻出来,他不满意,他会怎样呢?也许他会大骂不休,也许他会拿起拐杖打人。总之,他会十分恼火,并强行命令撤下来。据安徽画家朱修立告诉我,李可染在黄山,有人请他写两个字,他从下午写到半夜,很不满意的,当时就烧掉,剩下的也摆满了房间的大厅。次日请朱修立来帮他选,标出一、二、三……等,标出一等的那幅书法,李可染和朱修立意见一致,就交给黄山管理处了,剩下的一大堆,朱修立要留一张作为收藏,李可染当即拒绝,说“不好的字不能留下,要对历史负责”。他亲自将那一批剩下的字烧掉了。大书法家于右任在台湾看到台湾建筑上有他的题字,只要他不满意,就马上告诉主人,“撤下来,我替你重写”,“免费”。郭沫若如果看到他随意写的“山东博物馆”几个字被刻在建筑上,他肯定十分不满意,肯定会叫人撤下来,他重写。

三、大型建筑物的匾额,一般宜用楷书(包括隶、魏碑体)或行书。这是因为、行,一般人易于辨识;草书中大部分,不经过专门研究和训练的人,是不大认识的。甚至不研究草书的书法家(只写篆、隶、楷、行者)也未必能辨识。“山东博物馆”草书之所以被人“恶搞”,也是这个原因。“故宫博物院”为什么没有人“恶搞”,就是因为它辨识清楚,无法“恶搞”。我曾问过几个书法家,为什么不写草书?回答都是,很多草书记不住、辨不清。草书夹杂行书,又是忌讳的,不合书法规定的。“记不住”“辨不清”,其实就是不认识。

笔者也曾写草书夹杂行书,很多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批评我,说:“草书就是草书,行书就是行书,草书夹杂行书是从来没有的,古人没有,今人也没有,这是十分错误的。”我听了批评后,暗自高兴,草、行在一起写,古今皆无,那我就是第一人。将来写书法史,应当记载:草书和行书在一篇中,创始人或第一人就是陈传席。我等了好久,也未见书法史记载我这个创举。后来发现,草、行同时写的人太多。连毛泽东写的信件、电报稿中都有。毛泽东是精通草书的,也喜欢写草书。但他给朋友、部下写信以及发电报稿时,一般易于辨认的草书,他便写草书,有些不易辨认的草书,他就用行书。为的是让人能辨识,不易误解。博物馆是面向大众的,必须让大众易于辨识,而且必须庄重、严肃、正规。

四、楷书和近于楷书的行书,比较严肃、正规、庄重。董其昌论述曰:“晋书尚韵,唐书尚法,宋书尚意。”唐书这里指的是唐朝的楷书。唐朝科举选官,要求必善书,而书是“楷法遒劲”,所以唐人善楷书。“尚法”的法,不是方法、笔法的法。我三十年前作过解释(后收入我的《悔晚斋臆语》和《陈传席文集》),这个“法”是严肃、庄重、正规的意思,这就和“韵”“意”对意了。释为方法、笔法也和“韵”“意”不对意。《荀子·劝学》有“《礼》《乐》法而不说”,这里的“法”就是严肃、正规、庄重、模范的意思。《荀子简释》释云:“《礼》《乐》有一定之声容而未尝说明其理,故曰‘法而不说’。”这里的“声容”乃指严肃、庄重、正规,不苟邪乱也;“韵”指人之神韵,“意”指人之意态,也正与此对意。故不可理解为方法、笔法。古人凡言法者,大多含有正规、严肃、模范、庄重之意。《易·系辞上》云:“制而用之谓之法。”《孔颖达疏》:“言圣人裁制其物而施用之,垂为模范。”亦有此意。佛教谓释迦牟尼为法王,儒家谓一切合乎礼法之言为法言,天子的车驾叫法驾,宗庙中乐器、车驾、卤簿等器物叫法物,等等。其中的“法”都有严肃、庄重之意,亦有权威之意。“唐书尚法”,即唐代楷书严肃、庄重、正规,但也不失艺术本色。而草书放逸、浪漫,基本上是纯粹的艺术品。当然就艺术的含量而言,草书也许是高于其他的。但作为博物馆之类的匾额,还是楷、行更宜。

五、山东是书法大省,历史上产生书圣王羲之、亚圣颜真卿等大家。《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曲阜孔庙中藏有那么多汉碑,为什么不能从王、颜或汉隶中选字作为匾额呢?一则显示山东历史上书法的根基,二则也更加庄严、正规,就艺术水平而言,估计也比郭沫若强得多。(助理插话:比郭强得太多,天渊之别。而且山东博物馆也显得更光荣——郭又不是专门为你题写的馆名?!用山东自己的大书家的字,不更光荣吗?)那样,还会有人“恶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