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和朱耷皆以“狂”出名。

徐渭的“狂”是两种不同内质的体现。一种是才子的狂，一种是疯子的狂。才子一般都会有些狂，如诗人李白，杜甫写过一首《近无李白消息》的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我独怜其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一个“杀”字令人不寒而栗，反衬了李白的才，也昭示了才子们因才而狂的悲剧命运。

还有那个徐渭在《四声猿》里激赏、自比的“击鼓骂曹”的才子祢衡，史称他“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这和徐渭“恃才傲物，不拘礼法，愤世嫉俗，孤僻偏执”的性格多么相像。据说徐渭有才而屡试不中的因素之一，是他答卷时常恃才逞气的结果；他在胡府做幕僚时，也因不拘小节和傲视权贵的倨狂，而引起官场某些人的“畏而怨”。

狂，是才气膨胀的结果，是成就感难以抑制的发泄。徐渭诗书画皆精，特别是他的文学成就更是卓尔不群，写有《四声猿》剧本，令当时著名戏剧家汤显祖激赏不已：“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令自拔其舌。”但他的这些成就再高，在当时也只限于他所在的小圈子，博得几个知音欣赏而已。这只能让他聊得慰藉，根本不能平复他奔赴主流价值体系的激荡心情。

徐渭不仅有抱负，而且抱负很大，他是要做济世安邦的栋梁之才的；在儒家的道统里，如他被喝彩的这些文艺才能，在中华文林里只能算株奇花异草而已。这怎能让他甘心？所以徐渭是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绘画等技艺上“积极修行”的，虽然他“最终”的价值还是体现在绘画上的开拓性，但成全他这番作为的，恰是他的这种天纵之才和特异个性。

朱耷的“狂”也分两种，一种是文人的狂，另一种是佯狂。狂，是文人的标志性特色之一；狂，也是文人自信的表现。自信，便是中国文人不乏抗争的勇气，也是中国文人在时代大环境中，能够保持精神独立的根本。所以历来有“宁为狂狷不为乡愿”之说。

鲁迅对魏晋时期文人的狂狷，如嵇康阮籍等的行为，不仅持宽容的态度，甚至赞赏和欣赏，认为是一种“人”个性意识的发现。同样作为真性情的流露，朱耷的狂，一方面类同于魏晋文人的“返归自然”，另一方面却是不得已而为之。朱耷的现实遭际已不仅仅是徐渭似的仕途受挫，家破人亡，而是伴随自己的王朝覆灭的一切价值和权利的“粉碎虚空”；徐渭似的金刚怒目，愤世嫉俗已远远不能使他躲过生死浩劫。

面对政治黑暗、战争离乱、社会不公、生老病死，历史上的哲人有时会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理性地直面惨淡的人生。如我们熟悉的典故，发生在战国时代的庄子“鼓盆而歌”，妻子死了，不泣而歌。这在常人看来，似很荒唐，但在庄子看来，人总是要死的，死是回归自然。这是智者对悲痛沉重和死亡的超越方式。

魏晋乱世，这种故事很多，《世说新语》里有类似的故事：建安七子之一的大文人王粲死了，很多人来吊唁。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他被安葬完毕，魏文帝曹丕亲自到坟前祭奠。曹丕对墓前同来吊唁的人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大家都来学一声驴叫，为他送行。”于是，依次每人都学了一声驴叫，带头的却是皇帝。曹丕不愧是大文人，真本色，一反常情，顿现真性情。

这些“笑在嘴角，悲在心尖”，堪称“黑色幽默”的故事，在朱耷的现实人生里，不断上演。在西方“黑色幽默”又称“绞刑架下的幽默”，据说得名于一个死刑犯，他在临刑前仍看着绞架从容地说：“你这玩意儿结实吗？”面对惨痛人生，朱耷正是依凭老庄哲学精神的传承沾溉，使他能够以大智慧，一次次地化解困境，绝境，侥幸活命。较典型的有：

其一，在临川为清庭服务的文人胡亦堂的堂上，忽大笑，忽大哭。一日傍晚，突然撕裂自己的僧衣投入火中焚烧，独自走回南昌，于闹市手舞足蹈，癫态百出——朱耷出家，本是覆巢之下的无奈之举，为“觅一个自在场头”安心静修，他曾有诗云“栖隐新奉山，一切尘事冥”。

可渐渐发现那里依然有各种纷争，随着师父的圆寂，内心的挣扎又激荡开来；对自我，对存在价值的追问，让他下决心还俗。由人间——世外——人间，如此戏剧般的轮转，现实毕竟不是舞台，谈何容易啊。只有让一个正常人变成疯子，用这种方式朱耷遂“脱壳”“逃禅”。

其二，还俗后，对人不交一言，遇有人要说话，便以“哑”字示人——据说朱耷的父亲喑哑，而他本人却是“善诙谐，喜谈论，娓娓不倦，尝倾倒四座”的人。父不能言已是悲哀，为避祸（他的好友北兰寺主持澹雪，就因出言不慎，被官府杀害），自己善谈会论却要装聋作哑，这是何等悲哀，荒谬。

其三，有武人强逼他去府上画画，几日不让回，他便在大堂之上拉屎撒尿，弄得武人无可奈何，不得不放他走——这是秀才和兵的对峙，也是精玉和粗石的对垒。一个“金枝玉叶”要用这种方式方摆脱莽夫的纠缠，何等无奈悲哀。

其四，自号“驴”——56岁以后，朱耷如此称呼自己，有时在画上就签一“驴”。是自虐，自嘲，还是反讽？亦或是赤子之心的袒露？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儒家讲“内敛”，道家讲“超越”。可实际操作起来又是多么地艰难，这其实是人格、意志、信念和智慧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