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与帖是古代书法作品流传的不同形制，各有风格，各有特点。

一般说来，碑重气势，而帖讲韵味；碑显庄重，而帖贵流便；碑求界格方严，而帖追意态挥洒；碑以雄健为美，帖以温雅取胜；碑讲刀法，帖重笔意；碑有二次创造之美，帖贵一次挥洒成功；学碑取其结字体势，临帖求得笔情墨趣。古今学书者，有的师碑，有的临帖，倾其心力，皆有所得。所贵者在于碑帖结合，融会贯通。

“师碑”还是“师帖”？“师笔”还是“师刀”？这是学书者遇到的首要问题，关系到学书者个人的审美取向，也是历来书法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左：王羲之四月廿三日帖 右：启功临王羲之四月廿三日帖

在“师碑”还是“师帖”这个问题上，启功先生注重临帖——“师笔”，但他并不反对别人写碑——“师刀”。他认为：“碑与帖，譬如茶与酒，同一人也，既可饮茶，亦可饮酒。偏嗜兼能，无损于人之品格，何劳评者为之轩轾乎。”

学习书法究竟师碑还是师帖？启功先生认为人各有所爱，就像我们生活中的酒与茶一样，有的人喜欢饮酒，有的人喜欢喝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的人既饮酒，又喝茶，这又有何妨呢？

启功先生主张“师帖”而不“师碑”，自有他的道理。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对北碑不同形制的代表作品进行了认真分析，指出其优劣得失：“《张猛龙碑》在北朝诸碑中，名为冠冕。龙门诸记，豪气有余，而未免粗犷逼人。邙山诸志，精美不乏，而未免于千篇一律。”这里启先生充分肯定了《张猛龙碑》的艺术价值，认为乃北碑之冠（唐初楷书大家欧阳询就明显受到此碑的影响）。但启先生又同时指出洛阳《龙门二十品》豪气有余而未免粗犷，洛阳墓志虽精美，却千篇一律，缺少变化。

在学唐楷还是学魏碑的问题上，启功先生将唐碑和魏碑进行比较后认为：“北朝碑率，镌刻粗略，远逊唐碑，其不能详传毫锋转折之态处，反成其古朴生辣之致，此正北朝书人、石人意料所不及者。《张猛龙碑》于北碑中，较《龙门造像》，自属工放，但视《刁遵》《敬显隽》等，又略见刀痕，惟其于书丹笔迹，有合有离之间，适得熟甜辣味外之味，此所以可望而难追也。”这里启先生说明了唐碑的长处是镌刻精细，能详传笔锋，变化丰富。而北碑却镌刻粗略，过于率意，却有意外的效果，可望而不可追，这是书人和石工未能意料到的结果。

启功先生主张“师帖”的观点和他一贯坚持的“师笔”的观点是一致的。先生诗云：

少谈汉魏怕徒劳，简牍摩挲未几遭。

岂独甘卑爱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

启先生认为学习书法应该多看墨迹，多临墨迹，多“师笔”而少“师刀”，因为墨迹活，能够看到古代书法家的行笔轨迹，容易理解其中的奥妙。

关于墨迹和碑志的辩证关系，以及对我们学习书法的功效，启先生说：“运笔要看墨迹，结字要看碑志。不见运笔之结字，无从知其来去呼应之致。结字不严之运笔，则见笔而不见字。去恰当位置之笔，自觉其龙飞凤舞，人见其杂乱无章。”

在上面，启先生辩证地说明了学习墨迹和碑版、墓志的不同效用，古人的墨迹笔道清楚，层次分明，容易看出用笔的来龙去脉，连带和变化。而碑刻和墓志则不然，它是经过镌刻后，二次加工的作品，加之天长日久的风化，与作者的原创作品已明显不同，最主要的是我们根本无法看清楚笔形、笔意和笔趣的变化。

但临习碑志可以学习古人的结字位置，因为任何碑刻墓志再经过镌刻，它也基本保持了原作的风格面貌，结字位置不会有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