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和王献之创造了一代书风，成为千年的明镜。二王书风堪称书法史上的经典，它是书法发展到一个高峰时期的标志，也是学书法人期望达到的一种理想境界。人们照着他们这面镜子，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又投入了自己的面貌，把他们的书风折射得五光十色。历史发展到今天，对二王书风顶礼膜拜的虔诚心丝毫无减，二王书风的经典魅力依然夺人。

（王羲之《闲者帖》）

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父子均有名的书法家并不鲜见，代不乏人，但都不能父子并称，唯有“二王”可以并称一代。“晋末二王称英”（虞龢《论书表》），他们父子书法成就的差别，在于王羲之“博精群法，特善草隶”，“古今莫二”，王献之则“善隶藁，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羊欣《朱古来能书人名》），两人各有长处，只是王羲之较全面，因时代前后，也有“古今之别”，故相差不远。

“二王”并称，书风堪为经典，代代相传而不衰。探究二王书风，自然离不开对二王书法的剖析。二王书法究竟有什么样的共同点，才使二王书风成为帖学的正宗。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能知道，无论是王羲之也好，王献之也好，他们在书法创作中，贯穿于他们书法精神的就是“创新”二字，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点，也是二王书风的精髓。二王历来被视为帖学“正宗”、经典，实际上，在二王之前也有正宗，也有经典，其后被二王取而代之，故二王的意义和价值，除了完善日后成为经典样式的新风格之外，更在于其汲取营养的虔诚和不拘陈法的创造精神。

（王羲之《官奴帖》）

王羲之作为世所推崇的书圣，自有过人胆识。三国时锺繇，在总结前人创造的基础上，使楷书规范了，艺术水准有了提高，王羲之师法锺繇，又有青蓝之妙，他对楷书有所革新，就是改锺楷的“有来外放”为自己的“敛锋不发”，消除了波磔，造成一种笔画轻俏、笔势流利的今楷，他的小楷如《乐毅论》，历代奉为楷模，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毛笔小楷字，就是在王羲之的手里定型的。

可见王羲之对楷书的革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王羲之对草书的改革与创新，成就更大。他完成了对东汉张芝“章草”的彻底蜕变，创造了今草，并将这种书体的艺术推向高峰，其《十七帖》是代表之作。

王羲之对书法最重要的创新是行书，或者说是兼有草势的“行草”，王羲之使在民间早已流行的行草规范化并写出了其高度艺术性。

（王献之《吴兴帖》）

《兰亭序》生动自然，兼擅众美，是王羲之的得意之作，奠定了他“书圣”的崇高地位。故王羲之的贡献，如王僧虔《论书》所云：“恰与右军俱变古形，不亦，王今犹法锺（繇）、张（芝）。”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他改变了锺、张之人的古体和质朴书风，创造了适应东晋时代审美观的流美透逸的风格，完成了行、草、真书的独立机制。

王献之的书以行书为主（即所谓稿书），掺杂草书。其行书连绵不断，兴酣时缀以草书，跌宕不羁，洒脱奔放，为所欲为，迥异于往法，令现代学书者亦不敢为之。他以汉魏笔法，融入两晋体势，再加上小王之魂魄，造就了一代新风。

王献之最有创造的是行草夹杂的字体（破体），这种字体，王羲之亦有其态，亦尝试此法，但没有巩固，然而在王献之手中，则极为熟练、突出，变无意为有意，姿态百出，奇趣万千。

（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无锡博物馆藏拓本））

王献之用笔，妙极神理，博古通今，融合了前人及同时代书家之所长，再借鉴吸收了他们的结体，在字型结构上加以变化，诸如变曲为直，斜多于正，疏多以密，方多于圆等，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字体结构，故王献之的字迹特别，一望便知其为小王书。而他字中所创造出来的笔意，更加强了美趣，一笔之中变化更加复杂，更为流美，小王书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心驰神往，超逸悠游，堪为笔法体势中最为风流者也。

大王灵活，小王神俊古今独绝，王羲之的新体到了王献之手中得以充分发挥，使之更有个性，更有强烈的特征，创造出典型的、完整的艺术形象，笔性墨意跃然纸上。

王献之书法美趣润泽，风流多姿，习称为破体、缓异，或曰清韵，这种书体，迎合了当时士人野逸之情趣。其结体舒展，线条婉美，韵味酣足，超迈脱俗的字体立即得到了大众的认可，自此，小王书盛行不衰，直至今日。